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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公益

寺庙投资慈善是普渡众生

 

入世的寺庙更要有一颗慈善的心
 
  自古以来,我辈俗人们,对古刹昏灯下的修行者都怀着一份尊敬。这其中的原因,正如《探寻圣人的足迹》一书中所说:“大约2500年前,人类出现了几位圣人,他们代表人类对人类的痛苦和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做出了相应的选择。老子认为,人类应当回归于自然,无知无欲无求;‘上帝’认为,人类应当回归于动物世界的伊甸乐园;释迦牟尼认为,人类的痛苦是人类本身所无法克服的,人类只有进化成‘佛’、成神、成仙才能够真正摆脱痛苦;孔子则认为,人就是人,人能够找到办法解决人类的痛苦,方法就是为每一个人在社会大结构中安排有关适当的位置。此书详细分析了上述圣人的学说和意图,并认为他们的工作代表着人类的第二次选择(第一次选择是举起火把成为人)。”
 
  佛法以普渡众生为本,所以才有了“佛祖割肉喂鹰”的典故。于是,在战乱时代,寺庙既是安身求保之地,也是暂度饥荒的好去处。僧人们即便自己不吃不喝,也要救人于水火,抑或寺毁人亡也义无反顾,正是因为如此,佛教才为人敬仰而长盛不衰。这种精神在诸多影视作品如《少林寺》中体现得很明显。
 
  当今社会,科技发达,人们不愁吃喝,但快速转动的社会车轮却让每个主动追逐或被迫跟随的人心底多多少少有疲惫之感,于是众多信徒希望远离都市喧闹,把晨钟暮鼓、梵音弥绕的寺庙当成了心灵家园。
 
  需要指出的是,纸醉金迷的物欲冲击,使得今天的修行者需要有比他们的前辈更坚定更纯洁的信仰。不过,在大众审视下,屡见不鲜且深恶痛绝的现象是,与古时寒鸦古寺避世山林相比,现今许多“积极入世”的寺庙金身塑像小者几十米,大者过百米,动辄一炷香上万元,但其普渡众生、庇佑心灵的功能却在不断弱化,更有个别寺庙通过各种市场化运作,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不但没有回馈和回报社会信众,反而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最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一些地方搞的“外包模式”,使寺庙成了假僧侣云集的敛财之地。于是,佛门净地的神圣感在不断地降低,铜臭味越来越重。
 
  只有索取,没有回报,很显然,这不符合佛法的宗旨,也不利于其形象的提升。别忘了,历史上,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况后,佛教几次入灭,信众流散,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宗教界的奢靡腐朽遭到大众的唾弃。前车之鉴,不可不察。应该说,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要求来看,金心异委员“劝寺庙办医院”无疑是践行这一宏旨的很好方式。
 
  一者,医院本是救死扶伤之地,侧重的是疾病的救治,保障的是身体的健康,与佛教普渡众生的要义,在实效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者,寺院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抛功利思维、构内心和谐之处,注重的是内外兼修,可谓是一座精神世界的“医院”。两者结合,则实现了身心的结合与交融。这是从慈悲到慈善的传递,也是一种道德的延伸。
 
  金心异对媒体表示,让弘法寺办医院的想法源于他最近参加的一项民营医院课题调研。金心异认为,目前国内医疗资源紧缺,尽管政府大力支持社会办医,同时也逐渐出现了不少好的民营医院,但民营医院的生存环境以及前景总体来说仍然处于比较困难的阶段。他引用的中国卫生论坛一项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民营医院数量已达到9097所,2008年至2011年,医改3年以来,民营医院的数量增加了56.2%,门诊量增加了57.9%,住院量增加了101.2%,但其提供的医疗服务仅占全国医疗市场的9.1%,另外的90%以上的医疗服务量则由公立医院提供。
 
  金心异称,西方许多历史悠久的著名医院,均是由教会创办,这也确保了这些医院的主要出发点是公益而不是赚钱。金心异认为,政府提倡“社会办医”,“社会”这一词不应只局限于企业,也应该包括各种慈善组织。弘法寺作为深圳最著名以及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座寺院,如果由弘法寺建一座医院,再吸引其他慈善组织投资,这座医院的资本积累将会很多,现金流动充裕,易于确保医院的公益性。他表示,如果医院运营,自己愿意做一辈子义工。
 
  弘法寺第一步仍任重道远
 
  事实上,国内寺庙办医院此前并不乏尝试。比如在珠海的普陀寺就有一座散发着浓郁中草药气息的“慈善中医诊所”。普陀寺的诊所大约100平方米,墙上挂着医药主管部门核准颁发的执业执照。普陀寺住持、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释明生说,开设慈善医院不是什么创举,“自唐宋元明清到现在,佛教历来都有行医帮困的传统,寺庙内开设医院诊所历史超过了1000年”。 “现在,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的各项政策也促进了佛教的繁荣进步,佛教徒有义务反哺社会。”近两年来,广东佛教协会着力在广东省各地的寺庙里推动慈善医院的建设。现在,包括普陀寺在内,全省已经有4座寺庙开办了免费中医诊所。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金心异委员提出的“建设一座大型三甲医院,要广东一流水准,不以营利为目的”这一宏大目标,无论对于弘法寺而言,还是对于当今宗教界而言,都是一个空前的挑战。
 
  寺庙办医院这个问题,简单来说受内外两个因素影响。内者,是寺庙的实力和诚意;外者,则是支持寺庙办医院的外部软硬件环境。
 
  首先,我们并不怀疑弘法寺的实力,作为著名的寺院,多年来信众与社会人士的捐献,一定积累了不少的资金;其次,不怀疑弘法寺的意愿,佛门自古以来都有慈善济世的传统。不过,就建设医院而言,从建设到最终能够长久普惠众生,却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按照高标准来建,把硬件打造得足够硬都不是问题,只要有资金兜底便能解决问题。难就难在作为慈善公益医院,人才队伍与运营管理,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正如弘法寺预计的那样——“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首先,政策层面需要给予比公益医院更优惠的政策,减少建设与运营成本;其次,需要更多社会公益力量的参与,尤其是医疗卫生与公共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士,建立一套有别于普通公益医院的运营以及慈善救助模式;第三,配套运营的监督机制,增加运营的透明度,以及作为慈善公益医院的公信度。毫无疑问,寺庙投资医院是对公共慈善政策、社会公益力量以及慈善规则准则的全面检验,既是慈善的一个平台,更是慈善环境要素的聚合。
 
  在这些问题一一迎刃而解前,弘法寺要踏出办医院的第一步,确实很难。不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当今世界佛教最活跃的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佛教无论其在现代化的转型,还是其商业化的运作模式,都众所公认地走到了整个华人地区佛教的前列。其经验很好地解释了佛教团体对待商业化的态度:不排斥甚至主动利用现代化的组织和商业化的运作,但本质和最终的目的是弘扬佛法劝人行善。
 
  以证严法师创建的台湾慈济医院为例,该医院由慈济基金会出资建立,目前已成为台湾医疗机构中的标杆,它一方面实现了对自身医疗质量的坚持,另一方面也是对整个医疗体制与商业化的反思,对其他的医疗机构、医疗政策也起到引领的楷模作用。
 
  在笔者看来,台湾地区佛教界办医院成功秘诀只有两点:财务透明,商教分开。慈济基金会财务透明,账目清楚,所得营利也不向投资人捐助人分配,而是重新注入慈济基金会中。包括证严法师在内,慈济人员的费用,不从善款中支付。而每一笔捐款的去向,都会做详细的披露,以建立社会公信力。此外,弘法的管弘法,经营的管经营:把寺院、医院的经营权交给在家居士经营,所赚取的利润除了支付经营过程中的相关费用外,经营者可留一半,剩余的作为经营权的回报交给寺院。寺院取得这部分利润可自主支配,开展弘法利生等事务。
 
  建医院与盖寺庙何者为大
 
  今年以来,全国上下纷纷鼓励社会办医院,但我们应该看到,在现有的政策环境下,引导社会资金兴办非盈利性医院的动力并不足。因为虽然非营利性医院也收费并实现盈利,但是与营利性医院不同的是,现行法规规定非营利医院的定价需要按照政府规定的定价政策执行,而且运营中的利润只能用于医院自身的发展,不能用于投资红利分配。这也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没有投资回报自然难以吸引投资者。
 
  曾有台湾记者采访证严法师:“建医院、盖寺庙和放生三者,何者功德大?”答:“功德很难讲,见仁见智,一切全在自己的判断。建医院即是放(人)生。一个人得救即是一个家庭得救,进而减少社会问题。因此,建医院与盖庙、放生何者功德大,希望大家以智慧判断,只要欢喜做的,即有一分随喜功德。”
 
  由此可见,在真正的大德高僧心中,修丈八金身,盖宏阔庙宇与建医院之间,其实并无相悖之处,都是“普渡苍生”,方式不同而已。但如果把这个选择放在今天的国内各界而言,答案很有可能只有一个:盖寺庙。因为毫无选择,盖医院、办公益只能亏本,而盖寺庙可以吸引信众,香火钱、旅游收入、GDP滚滚而来。
 
  事实上,这门信仰生意早已持续了很多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早已成为有关地方政府部门公开标榜的口号,通过“合法”的围堵、转租、承包、新建等多种手段,“引导”或迫使当地佛道寺观为“经济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由此,社会的各色人等,已经逐渐成为或大或小或隐或现的“利益集团”中的一员, 其中寺庙、政府、旅游公司甚至房地产商无一不包。君不见,2010年地产巨头向南京捐赠10亿香火钱的事例吗?而近来,一些地方又假借“推动产业文化发展”之名,掀起了新一轮的围堵和开发“宗教文化旅游”的热潮。
 
  这不由让笔者想起了互联网上流行的“域名劫持”、“浏览器劫持”之类的网络病毒,它们通过拦截、篡改用户所需要的东西等方式,将用户导向他们的“商业网站”,以兜售其私货而获取和占有社会资源,最终导致信息混乱和网络瘫痪等严重后果。如今,因为利之所在,大众的信仰也被劫持了。 寺庙吸金之类的行径,其危害绝不能认为仅仅关乎个人或某种群体,也绝不能轻描淡写地认为只是关乎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因为它关乎人类的信仰,关乎人类精神的安顿,关乎社会道德的底线,精神和心灵的污染,必将导致价值观与社会行为的混乱,最终戕害的是我们的社会。
 
  社会的发展,让“佛”回归千年之前的古刹昏灯,这并不现实,而如何让“佛”合法言利,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一分子,才是关键所在。
 
  寺院投资医院只是慈善实体化和具体化的一种方式,但不是也不应成为唯一模式,比如还可以办教育。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这是一种基于自身角色定位,以及社会责任的自我觉醒,让人看到了自我提升和外部延伸的希望所在。这需要各地政府积极支持,正确引导,让各利益方将盖寺庙吸金的劲头转移到兴办公益医院上来,如此,则百姓幸甚,社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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